陈乐民老师那样的读书人

读书的"连环套"

　　说陈老师"手不释卷"，那是没有什么水分的。在他的手边，总有几本或新或旧、或薄或厚、或横排或竖版、或中文或西文的，正在看的书。陈老师退休后身患重病，仍读书不辍。由于级别不够高，他几次病重住院都只能呆在"大杂病房"里。但即使在那种嘈杂的环境中，他也能静心读书。每次看到他在人来人往的病房里悠然自得地枕被读书，我心里总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好奇。对这种疑问，陈老师的回答平淡到不能再平淡："不看书，又能做什么呢？"陈老师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每周须做3次血液透析。谈到身边病友先后故去时，他曾把自己幸存的秘诀归结为"不总是想着自己的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人的心思集中在读书和思考上，或者可以少些怨天尤人，多些豁达与开朗，应该是符合"养生学"基本准则的吧？

　　陈老师读了一辈子书，兴趣涉及中国古代诗文、书法、绘画，中国历史、欧洲历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哲学等等。他退休前从事的专业工作是战后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上面这些文史哲的领域对他来说都应该属于业余爱好的范围。陈老师在专业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但他丝毫不以"专业分科"为意，而是按照心中所想的问题的逻辑自由地推延着阅读的范围。他曾写过一篇随笔，专门谈了读书过程中的"连环套"现象：

　　最近要考虑《西方外交思想史》的绪论，便找些书来看。看了老友李元明遗作中的一些章节，立即觉得"套"着古代史，中古时期有些问题又"套"着"国别史"，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套"着英法两国的历史；法兰克"套"着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战争"套"着宗教史，等等。……读书的乐趣就正在这"连环套"里。

　　对后学晚辈，陈老师在读书上经常强调两点：第一是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历史。"任何学问都离不开历史：可以说无史难以言学。"第二是读书的时候要"带着问题看"，才能真正看得进去、看得出来，有所收获。我想，陈老师自己的读书之乐，也正是乐在这里吧？人的意志是有效的，但也是有限的。像陈老师晚年那样游走于生死边缘而能读书不辍者，恐怕非有上面说的那种大乐趣不可。

书写的快乐

　　陈老师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人。他看过的书里常夹些纸条，翻开来便可见他用铅笔随手写上的批注。字体清隽而不失骨力，如他的为人。读书有了心得，他必要写成一篇随笔。我初到西欧所的时候，曾蒙陈老师慨然惠借其读书随笔手稿，供我学习。记忆中，那是一大摞用400字绿格小稿纸自己装订成的册子，以硬纸为封面，用毛笔小楷书云"过眼录"某年某册。里面的每一篇随笔，都是有头有尾的小文章，短者三五百字，长者多数也不过千把字。这些随笔的内容涉及甚广，几乎无法以"学科"来划分。它们不似论文专著、高头讲章般正襟危坐，但是更有性灵和趣味。我是喜欢读这类文章的，躺在床上翻了两遍。去还的时候，就郑重其事地对陈老师说："这些小文章太有意思了，您应该把它们出版了。"他似乎略觉意外，像是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向陈老师组稿，他就在随笔中挑选了一些，以《书巢漫笔》为题出了一本29万字的集子。按照我的印象，这个篇幅似乎不到那批随笔的一半。

　　资中筠老师曾说，陈老师是个"发表欲很低的人"，写了很多没想公之于众的东西。在出版物如潮水般铺天盖地的今天，这种习惯似乎颇显古怪。在我看来，最说得通的解释应该是先生喜欢以纸笔记录思想。陈老师晚年坚决拒斥电脑，所有稿件均以钢笔或圆珠笔起草改定，再以毛笔小楷誊抄工整。我们几个"年轻人"多次从旁劝诱，先生则左搪右塞、我行我素。说起来，陈老师应该是很年轻就会用英文打字机的，对于键盘的熟悉程度不会很低。他不用电脑的原因，我想应该是习惯了"用纸笔来思考"吧？现在先生去了，我忽然发现了手写的一大好处。那就是真如先生为自己的固执辩护时所说的那样，纸稿能忠实记录修改的过程，从而保留作者思考的痕迹。当时我们反驳说，Word也有批注和删改格式的。现在想想，谁会保留一份处于中间状态的Word文件呢？看来倒是我们"强词夺理"了。

　　陈老师的文风非常朴实。他多次对我们谈起，作文当如叶圣陶先生倡导的那样去"写话"。这个要求似乎再平易不过了，做起来却真是不容易。说话可以松散、重复、跳跃，落在纸上可就没法看了。真要写到平和、简洁、流畅，非得作者自己先想清楚不可。很多时候只能靠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等自己想通了，文章也就顺了。我想，陈老师书写时的快乐就在这里吧？

陈老师的所思所想

　　陈老师在思想上是位"游走于中西、古今之间"的人。但是，他的本位却须臾没有离开过当代中国。他多次表示"我在研究欧洲的时候，心里老放着一个中国"，最终想弄明白的问题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这种取向的基础，是中国读书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陈老师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与西欧历史上的"文人（Gens de lettres）"相比，中国古代的"书生"更追求"经世致用"、更加政治化。近代"中国的积弱与西方国家的富强形成的鲜明对照--特别是受到外国的侵凌--使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上升到全部思维和思虑的首位"。在陈老师身上，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希望深入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弄明白"中国到底缺少了什么"？

　　民族责任感首先是一种建设性的冲动，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为开启民智、富国强兵出力。陈老师曾引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我国家民族方建震故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指《新理学》、《新世论》和《新世训》），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可以肯定，以自己的著述为振兴中华提供"一砖一石"，必也是陈老师的"所望"。同时，民族责任感也表现为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反思。陈老师多次引证冯友兰先生的名言"中西之交，古今之异"来概括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别："当西方起步进入近代时，我们还停留在古代"，"不是中国和西方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是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先生深爱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中国文学、艺术、诗歌和绘画都不是外行。但是，他坚决反对把"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附会或调和到一起的做法。在他看来，"'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必然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并不是跟西方一样的'化'。这种'化'必带中国的根茎和土质，必是中国的"。

　　对当代中国文化，陈老师怀有巨大的焦虑。他自然明白"若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的道理，以及"仓廪实"和"知礼仪"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随处可见的社会失范现象，他依然感到无法抑制的痛心，激愤于当今社会中"见利忘义成为时尚，真真地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讲职业道德、公共道德，成为笑柄；说话不算数，不讲任何信义，倒是正常现象。……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但今天几乎最不讲礼貌的也正是我们中国"。面对这种状况，陈老师身上所具有的中国读书人的责任感再次迸发出来，强调对国民"一以贯之的'教化'之功是不可少的。以为经济上去了，就什么都跟着上去了，那是妄想"。

　　我和陈老师这样的前辈学术名家接触的机会不多，私下里便将他做了这一代中国读书人的代表。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幼年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底子和外语基础，青年时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壮年时赶上"文革"，蹉跎十几年。直到晚年，才有条件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人承继了先辈读书人的民族责任感，于中国亘古未有之巨变中承上启下，努力履行着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读书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好以"有用"或者"没用"来衡量的。他们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传承文化。文化这种东西，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但是，用陈老师的话说，"文化之兴衰乃民族兴衰之一重要标志；……未见有文化式微而民族之精神反而大昌者。"从这种角度来看，陈老师这样的读书人实在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的社会已经足够丰裕了，养起一批这样的读书人不费什么劲，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条件和宽容，由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