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选、职业素养评估、面试面谈、民意测验……尽管这已是第二次，却还是因为这些代表着开放姿态的词语和被视作一所大学灵魂的“校长”职位的串连，而显得意味深长。
在高等教育面临从以规模扩张、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今天，公选机制的推进有何积极意义？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校长更该具备哪些特质？怎样体现民意和效果的并重？针对这些问题，光明日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
“海选”校长有何积极意义？
记者：2011年12月，教育部面向全球公选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日前召开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工作座谈会，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公开选拔校长试点工作范围，推广试点经验成果。而在此前，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中，几乎一半正局级高校校长由教育部直接任命，部级高校则由教育部提出校长任命意见，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相比于上级直接任命，公开选拔校长机制的探索有何积极意义？
洪成文：公开选拔机制具有两大优点，一是择选的范围扩大了，二是遴选的公开性。扩大范围也好，公开选拔也罢，目的都是希望达到“唯才是举”的目的。陶行知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抓好了校长遴选工作，无疑可以促进我国部属高校的管理改进和学术进步。公开选拔的关键，是程序以及程序能否公开。
“海选”出的校长要会些啥？
记者：大学校长被称为一个学校的灵魂，但在行政体制内游走的“大学校长”在媒体视野中一直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国大学校长最缺乏的主要是两点：一是理想主义，二是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校长的献身精神。您对此怎么看？
洪成文：相比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掌门人，我国大学掌门人缺乏的是募捐的意愿和能力。国外同行校长花费近乎2/3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筹资，我们的校长书记做到了没有？国外同行校长都会在任期内提出巨大的筹资目标，而我们的校长书记虽然有筹资的思想，但却没有目标的具体要求。其结果，国外高校具备相当水平的财政自主能力，而我们呢？我们的大学，却有很强的政府财政依赖性。将中国70多所大学所筹措的基金加起来，还抵不上密歇根大学一所大学的基金，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虽然不能说美国大学校长遴选看中的只有筹资能力，但是大多数校长都将募捐和基金投资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也说明了自我财政能力提高的重要性。
记者：内涵式发展的时代课题中，校长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对校长提出了哪些要求？
洪成文：窃以为当前校长角色的关键是要抓好“两点一线”。所谓“两点”，一是学术发展，二是资源挖掘。而“一线”就是资源配置，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发展的学术领域里去。只抓一点，没有连接线，不是上策。因此，只会关心学术发展，但却不善于寻找和挖掘资源，学术也难以持续发展。只会筹资投资却不知道学术为何物，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将资源挖掘与学术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方是现代大学校长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