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有一段时间，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是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一天，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那部《资治通鉴》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孟锦云说：“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了。”话里充满了惋惜和遗憾，他却没有丝毫的消沉与感伤。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劝你也读一读，不能全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小孟回答说：“试试看吧，我怕没那个毅力。”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说：“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人就不会感到累了。咬着牙看书，你那个毅力再大，也还是看不下去的。有了兴趣，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
小孟说：“对历史书我就是读不进去。”
毛泽东听了，并不责怪，而是告诉她：“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呢，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得一看。还有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对不对呀?”
“我看书时，总觉得书上写的还能不对吗?所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解释：“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意见。不读不行，大都是学而知之，但光读也不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这书算白读了。”他说着说着抽出一本小书递给小孟，“这是一本写《资治通鉴》的书，有时间看看，我还想和你探讨一番呢?”
十几天后，一场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在毛泽东住房的大厅里开始了。
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说统治者把历史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毛泽东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说：“这问题提得好!看来，你嫌这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真认真照一下，不会一点益处没有。比如，书里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又无法治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至于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他认为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合法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以此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其是开宗明义，与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作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都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赵国，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小孟又提出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们还是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司马光个人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需要这种精神。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也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小孟感慨地说。“一个人，就是三头六臂，也编不了这么一部大书。”毛泽东说，“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当然，主要是司马光主持，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的原因。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另当别论了。”
小孟又问：“宋朝有了刻板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作用吧?”
“自从宋朝有了刻板印刷，出书方便多了。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板印刷，这
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看来，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时，小孟又转了话题：“为什么那么一大部书，写政治军事那么多，写经济文化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搞法?政治，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写战事少多了，没有《通鉴》‘砍’的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
“‘相砍书’?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
“为什么秀才不行呢?”小孟好奇地问。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的多，做得少，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结果呢?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说到这里，毛泽东哈哈大笑，十分开心，然后喝口水，接着说：“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史的明君都有贤臣辅佐，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陷入了沉思。接着他微微睁开眼睛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
直到晚年，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不少页面因残破而用透明胶纸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痕迹。 |
©
烟台大学·党委宣传部 All
rights reserved
0535-6902156 
xcb@y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