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除了共产党领导着这个国家之外，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绝不是幼稚的问题，它的严肃性与下岗工人生活上面临的困难、以及资产阶级公然的压榨和腐败分子肆虐的掠夺的造成的残酷性一样真实。
社会主义制度全部的实质无非是：为无产阶级谋求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利益而采取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上的措施的总和。至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则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据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展开，是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现实来改造现实的实践的产物。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改造现实的同时改造自己。革命不仅针对客观世界，也针对主体本身。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展开不仅仅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它自身获得展开的过程。修正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它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体系，而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那种人道的承诺——“消灭剥削和压迫，成为社会的平等的主人”的背弃，即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自己的阶级目标的背弃。
显然，只要不打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阻碍实践发展的教条，只要不想把社会主义变成永恒不变的僵化的模式，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时代的发展来不断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必须“修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展开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因此，在具体实践和社会现实中获得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要求，是其革命性在自己身上的体现。
但是，必须提防那些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却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庸俗的实用主义，并把社会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和腐朽官僚的乐园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的修正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前者发展手段，而不改变自己解放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争取最大限度的权益的根本目的，后者则不仅背弃了自己的目的，也放弃围绕着那一目的的根本性的手段，放弃自己的经济基础和思想阵地，把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暴力机器直接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关于解放无产阶级的学说，它不仅规定了自己的目的，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根本目的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唯一手段的高度统一，因此，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标准有两条：1、目的；2、手段。如果放弃了实现目的的根本手段，当然也就放弃了目的本身。因此，尽管用诸如“最终实现”、“迂回前进”之类的漂亮词汇可以掩盖自己的反动性，但是却不能止住无产阶级的流血的伤口。
目的和手段相互制约，目的引导手段，手段调整目的。目的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实践的目的不是实践本身，而是那个实践试图想要创造的对象，就像劳动的目的是劳动的成果。手段不仅被目的所规范，同时也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现实的特殊性决定着手段的具体性，从而导致根本目的在实现中的特殊的展开，这种展开不是根本目的的消亡，而是它的生动化的体现。问题就在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在这种展开中背弃自己的根本目的，或者在实践中造成展开了的目的不再能够“收缩”为根本目的，例如中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低，从而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它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化也侵蚀了它的政权和人民，它在迂回的道路上已经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客观现实，但是这种尊重不是为退缩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和征服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个别句子。把马克思主义割裂为互不相关的各个部分，同样是一种修正主义，而且实际上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即是割裂马克思主义并把自己割裂出来的那一部分无限夸大，他们不是从体系上，而是从部分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其荒谬程度无异于把马克思的脚趾等价于马克思本人。
修正主义惯用的伎俩是借口手段的现实性，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否定自己的根本目的，否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在真实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社会中的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如果不是幼稚的妄想，便是居心叵测的歪曲。被资本家指使并剥削的无产阶级绝不是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这种指使和剥削也根本谈不上平等、自由和民主，谈不上无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谈不上他们的人权的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从它的形式中去理解，而必须从它的形式以及它的运动的目的性中去理解，即应当从它的现实是否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服务于把人民从阶级压迫和权力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手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与资本以及权力造成的不平等作斗争。
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观念，这种人道不是满足任何人的人道主义，它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劳动者，是劳动者创造财富并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直接针对剥削和专制制度的，是与剥削和专制制度不相容的，是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对付敌对力量的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全体劳动者的权益：富裕、幸福、平等和自由。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其他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目的的、依据现实而展开的手段。
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不平等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遗憾的是，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未能真正地消灭。官僚特权阶层一直是社会主义实现其本质的障碍，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和压迫及不平等现象也愈演愈烈，我们的问题不是变得更少而是变得更多了，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捕风捉影的寻衅，而是数千万人挣扎在失业的贫困当中的残酷现实。但是这种阶级斗争不再单纯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传统的斗争，而是与腐败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这种斗争来给“社会主义”的名义加上社会主义的实质——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关系。
剥削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特权的，剥削不仅仅是资本剥削，同样还有权力剥削。只要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挥霍人民的财富，只要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服务，只要该集团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只要他们人浮于事，其劳动与其收入不相符……，那么便存在着事实上的权力剥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它的存在，而且也不能不关注着其严重化的趋势（腐败是权力剥削的集中体现）。当然，一切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地方便不可能消灭不平等现象，因为剥削和压迫正是以人们在生产资料和权力上的不平等为前提条件的，维护这种不平等正是维护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一切剥削阶级都把私有财产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立国之本，一切专制政权都将其专制权规定为不可侵犯。
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必须借助专政来消灭资本剥削，而这一过程中，专政的集中化必然意味着新的特权阶层的巩固和加强，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剥削，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即真正地必然能过被保证在现实中被操作着的人民民主专政便是消除权力剥削，防止特权阶层凌驾于人民头上的唯一手段。这种手段的实质是：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并影响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那种权力，并且这种保证的力量不是政权，而是控制着政权的人民，是他们自己。
如何确保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是个实践问题。最有权勾画它的不是天才的理论家们，而是应该享受那一权力的人们自己，他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探索的手段一定最贴近他们自己的需要，因而也一定最有效。天才们以自己良善的愿望来安排人民的现实的努力的结果首先是剥夺了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那种权力，从而一开始便走向了自己良善的愿望的反面。知识分子们应该谨记这一点：无论你们的学识和天才何等地惊人，你们也不能穷尽这个世界无限多样的丰富性，更不能预测这个世界全部的变化。尤其是，群众的创造在你的思想之外，因而，这种创造力的存在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安排一切的那种可能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应该自觉地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社会。我们绝不能听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削弱，一定要大力扶持，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时，绝不能因一时的困难而将大量的国有企业置于死地，并在一边用冷漠的口吻说道：市场是无情的，这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心怀这种浅薄的冷漠，有一天资产阶级也会以同样无情的话对我们说：别难过，你们既然失去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倒塌是理所当然的事。
马克思发现的社会规律绝不会对他的继承者手软，就象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不会因为他的发现而可以自由地飘浮在空气中一样。马克思主义首先得掌握物质的力量，才能体现它的思想价值。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掌握物化的手段，才能改造同样作为物质的社会，从而物化自己的意志。
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只有所有权的平等才能消除剥削的物质基础，才具有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现实基础。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证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那些无能的、只会抄袭的经济和社会学家已经把事情搞得很糟，他们唯一的创造性就在于恰当地掩盖抄袭的痕迹，并贴上醒目的标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并不反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提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
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上层建筑不能超越这一规律，但是，社会制度的变化意味着生产活动本身出现了新的情况，它的规律已不再完全是原有的规律，对象的变化必然导致它的内在过程的变化，从而引起规律的变化。例如按照计划经济组织起来的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相当不同。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完全照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中反映的是精明的弱智，这种弱智的存在导致专家们抄袭的药方总是带来一系列恶劣的后果，于是专家们唯一的出路便是鼓吹“私有化”，这样一来，他们所熟知的市场经济规律才会有完全可以加以对应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智慧才能显示出来——为了使兽药适合于人，便竭力把人变成野兽，如此而已。
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仍旧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者的核心工作必须围绕着这一目的展开，“新经济学”比什么都重要。但是指望那些饱学（这种饱学恰好成了创造力的障碍，对既定成就的掌握影响了想象力的发挥）的专家们来为无产阶级服务已经不再现实了，因为“私有化”的主张意味着这些人已经走向无产阶级的反面，专家们的小资产阶级化的现实已经侵蚀了专家们的良心，如果他们还有良心的话，良心也不过是他们挂在嘴边的“滴血的肉”。
目的的特殊性决定着手段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一致。忽略这种特殊性，从弱智者博学的照搬来掩盖自己创造力的苍白和思维的幼稚，这就是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市场主体毋需是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按照市场来运作早已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在腐败分子的侵吞和体制的混乱中显得几乎没有说服力。好在，证明公有制企业为市场的绝对主体的市场经济不可想象的论点根本就没有成立的前提：因为市场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但是，市场不区别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意味着私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具有相同的价值，公有制企业在理论上具备的那种公平和保障是私有企业所不具备的，公有制企业对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价值与私有制企业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应该让无产阶级在企业中自己制定民主管理、监督和决策的机制。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所有权的名义必须被变成一种看到见的实质，它的主人翁地位也不能被抽象为一种理论的存在，而必须变成无产阶级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现实权力的一部分。必须消灭把无产阶级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无言的工具和庸俗的消费者的企图，必须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必须把无产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官僚系统的管理对象。
无产阶级不再仅仅作为建设者和消费者，同时还是主人和自由人——这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其他一切不过是上述目标的手段。
社会主义只是本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它的本质首先反映的是阶级的思想愿望，而且那一思想和愿望的合理性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就社会主义真正实现它的本质而言，倒是的确如存在主义所言：存在先于本质。当然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具备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阶级压迫的灭亡等等全新的事物。尽管狂热的人们曾经不切实际地试图把一切都公有化，并且事实上将按劳分配原则变成了平均分配的大锅饭，但事实却是，那种过时了的旧社会主义制度仍旧是能够发展生产力的，而且有时的确还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另外资本主义也从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中借鉴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这种借鉴无疑有助于他们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和应付经济危机。而已经陷入泥泞的、以前苏联为中心社会主义国家在刚刚想到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某些有益的事物的时候就被政治风暴刮下了悬崖，他们的方法不是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材料来建筑更平坦的道路和桥梁，而是急躁地在鸿沟前选择了跳跃，结果是摔得遍体鳞伤，爬了很久才重新爬上了彼岸。他们第一个碰见的是各种严重的问题，而非想象中无尽的财富。那些自由的人儿除了多呼吸了点儿自由的空气之外，还感觉到自己的饥饿与寒冷。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官僚们，但是却发现官僚们变得比以前更加富足，更加声名显赫，发现自己不过是揭去了原有的遮羞布，把隐蔽的罪恶变成横行街头的犯罪。他们发现尽管自己有了谩骂一切的自由，但是，那同样不象想象中认为的那样，是再也不用付出代价的事，这种代价是猖獗的犯罪现象对自己的身心的侵害……。
社会主义是一条不归路，因为无产者的劳动创造的财富固定为公有的，这种公有的实质是，任何个人的无产。因此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进程只能是腐朽官僚与资产阶级合谋瓜分无产阶级创造的公有财富的过程，无产阶级丧失他们一生的辛劳本该拥有的保障的过程（因为过去的低工资是建立在医疗、住房、教育、工伤、就业等方面的保障的基础上的），其本质就是把过去的积累无偿地交给统治阶级（在当代中国，统治阶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具有联合的性质），它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突然宣布没收无产阶级的所有存款、并宣布他们购买的所有保险无效！因此私有化造成的剥削是空前的，它的直接的表现便是少数人的暴富。那些宣扬西方民主的人一定不会在乎这种空前的剥夺，因为在他们那丧尽天良的脑袋里，民主高于一些，其他的只不过是手段。
中国既往的公有制已经注定了它不能再次走向私有制，无产阶级听任私有化的进程，甚至被它蒙骗的结果只能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背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关注这一点，必须去唤醒已经沉睡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只是麻木地忍受剥削和压迫的人，具有阶级意识但没有被组织成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的无产阶级，同样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 他们只是因为清醒而更加痛苦的人。
中国从既往的社会主义中走来的历史是无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无论从阶级意识、斗争经验和最终目的上都比不上中国——因为它多少还带有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
中国无产阶级最直接的希望在于：迫使中国共产党严惩腐败，祛除其修正主义的一面（改革开放绝不都是修正主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重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与之殊死斗争，从后果上来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它所引起的混乱和对生产力的破坏不仅会让人民遭受痛苦，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都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失去了时间和机遇，未来就会更加捉摸不定。
但是不排除最终建立民主共产党，并使中国进入由两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的政治形式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多党制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害的。一党制下的真正的民主：党的内部的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高度统一体，也许是最好的形式。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防止它走向专制和集权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个党存在着整体上特殊化的可能性，因而，必须用人民民主专政，用人民群众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广泛的参与来约束共产党。
当今共产党的统治“仅仅比最坏稍好”——这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斗争的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推翻共产党，但必须迫使它回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的政治观点根本上来说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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